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目前全世界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钟情于茶。茶已成为全球最大众化、最受欢迎、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种绿色、营养、保健饮品。其消费量已跃居世界三大饮料之首。
红茶在六大基本茶类中属全发酵茶。它是世界各类茶中销量最大的一类茶,约占世界茶叶消费及贸易量的80%。红茶种类很多,有小种红茶、工夫红茶、红碎茶之分。小种红茶又有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之分。
原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研究认为:“在茶叶制造发展过程中,发现日晒代替杀青,揉后叶色红变而产生红茶。最早的红茶生产是从福建崇安的小种红茶开始的”。
红茶的产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武夷山(原崇安)星村镇桐木村东北5公里处的江墩、庙湾自然村是历史上正山小种红茶的原产地和中心产区。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为庙湾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江墩因江姓而名。江姓自宋末由河南固始居江墩至今有24代500多年。其家族世代经营茶叶,有“茶叶世家”之称。据其24代传人江元勋讲述:约在明末某年,时值采茶季节,北方军队路过庙湾强行驻扎茶坊,睡在工场,把随带装备堆放在茶青上。江公心急如焚,这可是一家的生计所在啊!待官兵开拔后,茶青已发红。江公急中生智,组织家人赶忙把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因当地一直习惯于绿茶,不愿饮用这另类茶。于是,便把烘好的茶挑到距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给2~3倍的价钱定购该茶,并予付银两。之后,红茶便越做越兴旺。关于红茶起源的这一说法现已记录《中国茶经》之上。
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确切时间是没有记载的。有的认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的认为应该更早,众说不一。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党委书记、林业高级工程师邹新球先生《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研究认为:它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他的依据是:一是明末(16世纪中后期)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二是当地原住民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说法;三是红茶是高度海外贸易化的商品;四是国内外关于红茶外销年代的记载。他的研究结论得到多数业界人士的认同。
清代刘靖在《片刻余闲集》(1732年)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自星村小种红茶创造以后,逐渐演变产生了工夫红茶。因此,工夫红茶始创于福建,以后传播安徽、江西等地。安徽祁门生产的红茶,就是1875年由安徽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乡,将福建红茶制法带去的。他在至德尧渡街设立红茶庄试制成功,翌年在祁门历口又设分庄试制,以后逐渐扩大生产,从而产生了著名的“祁门工夫”红茶。后来,我国红茶的出口深受国外饮茶爱好者的赞赏。20世纪20年代,印度等国开始发展将茶叶切碎加工的红碎茶,产销量逐年增加以后,最终成为世界茶叶贸易市场的主要茶类。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试制红碎茶。
“正山小种,国外卖”,是原来武夷山的一大怪。首开武夷红茶海上贸易之路的是荷兰人。1610年武夷红茶由荷兰人输往欧洲,1640首次进入英国。武夷红茶开始扬名英国则是在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带去的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从此,喝红茶成了皇室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随后,安妮女王提倡以茶代酒,把饮用红茶引入上流社会,武夷红茶开始在英国上流社会流行。
由于饮茶风日盛,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水火不容。英国制定航海法,规定外国进口货物到自己属地包括美国,只能由英国船只载运,这就导致两度英荷海战的发生。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从而,国际茶叶贸易也由英国垄断。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政府授予茶叶专营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个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贸易和对欧洲往来货运的垄断权”。由于进口茶叶成本昂贵,英国加重征收茶叶赋税,最高时竟达119%,遂有“掷三块银饮一盅”之说。
1773年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茶党,将停泊在港的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茶叶倾入海中。这件事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但是事隔十一年后,独立了的美国派出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驶向中国,从此武夷红茶进入北美市场。有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的八十年间,仅广州港就有五千一百多艘外国商船前来交易。载着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白银黄金,抢购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1745年1月11日,瑞典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在距离家乡大约900米的海面上透明礁沉没,损失惨重。后来,人们从船上捞起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号”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甚至有所获利。
根据邹星球先生的计算,武夷红茶在十八世纪末出口最高年份达到60万担,加上其他产区的红茶,最高年份达到165万担,每担大约可售30两白银。茶叶贸易给大清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因为要求采用白银交换,以致外国商船驶往中国装载的百分九十都是白银。当时,世界上百分八十的白银都聚集在中国,一度曾出现不可思议的钱贵银贱现象。英国为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已经丧失的长期经营中国茶叶进口的垄断权,一方面生产鸦片,倾销中国,遭到有识中国人的抵制,林则徐虎门销烟,堵住了英国人的财路。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是中国战败,五口通商。其中福建占了两个口岸—厦门和福州,这是英国人最希望得到的。另一方面英国成立茶叶委员会,着手在印度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不过始终没有成功。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红茶匹敌。于是,便派经济间谍潜入中国进行盗窃。法国2002年3月出版的《历史》月刊披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英国罗伯特·福钧当年窃取了武夷红茶制茶技术。
福钧何许人也?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福钧(Fortune)又译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 1813-1880),也有译复庆(Fortune)。在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比较了解,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标本。福钧于1843年7月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时,对武夷山九曲风光十分迷恋,绘有一张九曲风光图,在国际植物学杂志上破例发表。
像这样一个戴有植物学家头衔的英国绅士,人们很难把他和间谍挂起钩来。1848年7月3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尓豪西侯爵命令福钧:“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在东印度公司付给他550英镑报酬的诱惑驱使下,撕下绅士的外衣,充当起了经济间谍的角色。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然后到黄山,尔后又到了宁波。在1848年12月15日写给驻印总督的信中,他高兴地报告:“我已弄到大量的茶种和茶树苗”。1849年2月间,福钧又秘密潜入武夷山,住宿在一些寺庙里,打听了解红茶生产的过程和核心制作技术,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到福州的运输通道出主意,并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于1851年3月16日乘坐满载茶种和茶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印度成功制作出武夷红茶,至此,被称为“近五千年历史的诀窍”武夷红茶种植加工技术流传到海外。由于印度茶叶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产量的急剧上升,武夷红茶的出口市场日益萎缩,1939年武夷红茶的出口降到最低点,大约只有25000担。而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了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使中国茶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昔日武夷红茶一统天下的风光于是不再了。
福钧回到英国后,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删去了原稿中与他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出版中获了利。福钧晚年默默无闻。英国王室既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让他从英国带来的贸易收益中提成。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拮据。现在,在中国,只有杭州茶叶研究中心才能看到福钧写的书,但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他曾在中国充当英国间谍,偷走了我们的茶。
“以茶代酒”作为一件大雅之事,被人们广为应用,其首倡者并非是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也不是英国的安妮女王,而是中国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国王孙皓。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了孙皓首倡以茶代酒的茶人茶事。
吴国末代国主孙皓经常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孙皓生性霸道,强行规定凡参加宴会的人,至少都得喝酒七升。每次斟满杯后,举杯一饮而尽,并亮杯说干,喝不下者就硬灌。当时,大臣韦曜非常受宠信,但不会饮酒,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洋相,就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所以,每次宴会上,不会喝酒的韦曜,居然和群臣一样干杯,喝酒七升。其实,韦曜杯中是茶而不是酒。以茶代替酒就是这样由来的。
韦曜,字弘嗣,原名韦昭。陈寿为了避晋武帝之父司马昭的讳,所以改为韦曜。韦曜,吴郡云阳人。以博学多闻而为吴主孙皓所器重。但孙皓生性残暴骄矜,沉溺于酒色,又喜好杀戮。但他对韦曜颇为欣赏,可以在酒宴中暗中作弊,偷偷用茶换下韦曜的酒,好让韦曜蒙混过关。但当韦曜一旦稍稍违逆其意,孙皓便翻脸不认人。韦曜不仅照样被灌酒,最后还死于孙皓的屠刀之下。
韦曜为人正直磊落。他可以在酒宴上暗地里玩些把戏,但一旦事关国事,他实事求是,不来半点虚假。
韦曜奉命修《吴书》,孙皓想为自己的父亲,废太子孙和立本纪,韦曜不同意。认为孙和只做过南阳王,没有登帝位,只可立传,不应该立本纪。这事使孙皓恼羞成怒,从此埋下祸根。
孙皓决心除去韦曜,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借口。孙皓经常在酒后命人戏弄公卿大臣。有一次, 孙皓命韦曜做这差事,韦曜却只提经义学问上的问题,一句开玩笑的话也没有。孙皓扫兴之余,借口韦曜“忤旨”,把他关进监狱,罪名是“不承诏命”。
韦曜是个学者,以著述为生命,他在狱中上书陈述自己的著述情况,希望得到宽免,以完成未竟之业。东观令华覈也一再上疏申救,把韦曜比作司马迁、孙叔通。说韦曜年已七十,所剩岁月不多,而《吴书》尚缺叙、赞,有待他去完成。孙皓一概不听,竟于凤凰二年(公元273年)下令将韦曜处死,家人流放零陵。
孙皓所赐的茶,来自何处?孙皓早先被封为乌程侯,乌程(今浙江湖州)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南朝刘宋人山谦之《吴兴记》载,吴兴郡治所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荈。荈即茶也。茶学专家们认为,温山出产御荈,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即吴景帝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前后。这一年景帝去世,孙皓登基。乌程出产的御用茶,恐怕就是专门供给孙皓的,孙皓当时已有御茶园专门种茶。由此看来,在东吴上流社会,茶也用作宫廷饮料。孙皓也称得上是个茶的知己,当更熟悉饮茶。
自孙皓首倡“以茶代酒”开始,千百年来,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不少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茶人茶事。
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嗜茶、恋茶、崇茶,在历代诗僧中,他的咏茶诗最多。他的《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云: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按一般世俗习惯,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此日需要登高饮菊花酒。但是,就在重阳节这一天,皎然和陆羽则以茶代酒,而且是以菊花为茶香之助,他们还自负地以为俗人不懂得茶的滋味。此诗提到饮茶与饮酒有雅俗之分,一杯茶中生发出许许多多味外之味。
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所处的是一个茶饮气息相当浓厚的年代,他结交的苏轼、黄庭坚等均为一代茶道俊贤,而朝夕可见的宋徽宗更是个热衷于茶事的皇帝。三十八岁时,米芾应当时湖州知州林希之邀,往游苕溪,大约住了半年,受到朋友们的热情款待,每天酒肴不断,一次,米芾身体有病,就玩起了“以茶代酒”的雅事,其《苕溪诗卷》云:
半岌依修竹,三时看好花。
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
主席多同好,群峰伴不哗。
朝来还蠹筒,便起故巢嗟。
诗后有跋,记载“诸公载酒不辍,而余以疾”,只好效仿古人“以茶代酒”了。
宋代诗人杜耒,字子野,号小山,虽排不进宋诗名流的行列,但他有一首《寒夜》诗,使他名传后世,诗云: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短短四句诗,把“以茶代酒”的雅趣,“以茶待客”的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余味无穷。文友寒夜来访,主人点起茶炉,在红色的火焰旁大家围坐一起,虽然没有美酒佳肴,但在寒夜中饱啜醇香的热茶,一杯香茗在手,不乏是文人聚会时人人倾心的高雅享受,这种“以茶代酒”敬客的儒雅风习,至今仍令人们神往。
“以茶代酒”实属雅事,古代茶联中多有反映,读来韵味无穷,茗香沁腑。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嗜茶植茶,远近有名。曾手书一联云:
客来莫嫌茶当酒,
山居偏与竹为邻。
清代文学家袁枚视品茶为雅事,颇解享受茶中的情趣,他有一联传世:
若能杯酒比名淡,
应信村茶比酒香。
茶联呈现了客人来时以茶代酒的文人雅趣,读之如同品尝佳茗,使人满口留香,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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