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互称“茶人”,恐怕为茶界常见。称呼起来,有古味,有内涵,意味深。自喜的同时也讨喜于人,是社交场的方便用词。而大概因为标准含混不清,似乎但凡与茶沾边的。都可一称。反正谁也不较真,也较不了真。“茶人”之称,乃渐类同“老师”、“专家”、“朋友”等,流于俗套。清雅如茶,不免可惜。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茶人”呢?
“茶人”一词,据考最早出现于唐朝皮日休的《茶中杂咏·茶人》一诗:
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
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
庭从木颖子遮,果任孺师虏。
日晚相笑归,腰间佩轻篓。
皮日休,字袭美,号醉吟先生。湖北竞陵人,与陆羽是同乡,较陆晚出生了一百零一年。他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陆龟蒙交情笃厚。两人均喜诗喜茶,常在一起诗歌唱和,评水鉴茶,世人称为“皮陆”。《茶中杂咏》是皮日休受陆羽《茶经》的启发而写的关于茶的组诗,共十首,这首专写茶人。但从内容看,所指的应是顾渚山上采茶制茶的茶农。
浙江湖州市的顾渚山是茶叶名山,所产“紫笋茶”冠绝天下,唐朝时最早作为贡茶呈于皇家。陆羽专门写过《顾渚山记》,说顾渚山的茶,其实是余姚人虞洪得神仙丹丘子指点后寻获到的神茗。同样的说法在其《茶经·七之事》中也有记述。
陆羽27岁时为避安史之乱移居湖州,结识了当地妙喜寺的主持,诗僧皎然。两人在茶、诗和佛学修行上志趣相投,成为“淄素忘年之交”,先后40余年间,相砥砺,互提携,是茶叶史上高山流水般的一段佳话。陆羽就是在湖州期间写成《茶经》,恐怕离不开皎然的资助和启发。
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六朝名士谢灵运的十世孙。谢灵运性喜山水,崇尚自然。是佛教徒,与庐山慧远等高僧结为至交,注解《金刚经》,同时也是我国山水诗文学的鼻祖(同时代的陶渊明是写田园诗)。皎然的根器与其十世祖相似,文章隽丽潇洒,喜好自然野趣,被称为“释门伟器”,不仅善诗文,精研佛典,于经史子集也无不通晓。据说皎然传教,“莫非始以诗句牵动,令入佛智”,用诗文作为教化的方便。至其人格修养,《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云:“昼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正是陆羽《茶经》所述之“精行俭德之人”的典范。
皎然和陆羽是莫逆之交,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爱茶的人。某年重阳,他与陆羽在僧院饮茶,遂作一首《九日与陆处士饮茶》: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诗中用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典故。意思是,世人在重阳节日,都以菊花入酒而饮。清静饮茶的奥妙,只有此刻在这山间僧院中对坐的两人——我和陆羽——知道而已。
皎然的诗现存470余首,多为茶诗。其中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得最精妙、潇洒: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一饮涤昏,再饮清神,三饮得道,真是干净利索。描述饮茶心境的用词“朗爽满天地”,“飞雨洒清尘”,更是沁人心脾,精到之至。这首诗被奉为茶诗的经典之一,“茶道”一词,即源于此。后世的卢仝,便是受了此诗的启发,领其神采,作出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
煌煌唐朝,是诗的盛装,茶的起舞。因了陆羽《茶经》及皎然的《饮茶歌》等诗篇的肇端,唐代茶诗大行,茶与诗合成一体,相得益彰。
孤儿陆羽,一生常得贵人相助。如收养他的智积禅师,提拔他的李齐物和崔国辅,以及为他提供居所和生活资助的湖州刺史颜真卿。而皎然则是陆羽一生相交和追随的人物。皎然早于陆羽逝世。陆羽殁后,后人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妙喜寺附近的苕溪之滨,与皎然生死相随。
像皎然和陆羽这样的人物,德才兼具,不媚红尘,以茶人道,是圣者行踪,当然算得上是真正的“茶人”。
与皎然和陆羽的风范相似,唐朝后期也出现了一对以茶、诗相交的挚友,即皮日休和陆龟蒙。两人茶、诗唱和,有唱和集《松陵集》10卷。他们的诗作立心雅正,关心百姓疾苦。被鲁迅誉为唐末“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皮日休反对暴政,参加了黄巢农民起义军。陆龟蒙则在农业方面做出贡献,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有农具专著《耒耜经》留世。
皮陆都是通过科举而参政的文人官员。同样也主要生活在湖州顾渚山、苕溪一带,对先人皎然和陆羽十分钦佩。皮日休认为陆羽《茶经》很多地方参考了东晋奇人杜育的《荈赋》。陆龟蒙则像皎然一样,在顾渚山下置有茶园,并亲自种茶,采茶。他自比古代著名隐士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平日稍有闲暇,便携带书籍、茶壶、钓具,往来于江湖之上,时人称“江湖散人”。陆龟蒙读皎然《茶决》,参考其意而作《品茶书》,可惜后来散佚了。
皮陆理清了自周至唐的茶史、茶事,总结茶叶自生产到采制加工、茶具、茶舍的一系列知识与经验。皮日休就是依此而写成了《茶中杂咏》十首。诗成后,送阅于陆龟蒙。陆也做十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唱和,其中的《茶人》诗如下:
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
闲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期。
雨后探芳去,云间幽路危。
唯应报春鸟,得共斯人知。
这首诗所写的,也是顾渚山的茶农。“报春鸟”一说,典出陆羽的《顾渚山记》,陆羽在这篇文章中说,顾渚山中有鸟,每年正月二月时,鸣叫:“春起也”,至三月四月,就鸣叫“春去也”,以报告和提醒茶农采茶的好时节。古人思虑、行事,内心永远都兼藏着自然。
皮日休在黄巢起义军失败后就从此不知所踪,说不定在某处山谷悄然归隐,亦未可知。陆龟蒙则更早就在太湖隐居起来,并拒绝了朝廷出山为官的邀请。
像皮日休和陆龟蒙这样的人物。志趣高雅,关心民生,是君子品行,也算得上是典型的“茶人”吧。
当然,古代社会,并不像如今这样分工细化,古人也不像今人,凡事都爱定个名称、名义、职称、职业。正如孔子从来没有意识和标榜过自己是圣人一样。古代爱茶的雅人高士们,也并没有去定义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茶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样的风气。
陆羽认为,最适合饮茶的人,是“精行俭德之人”。古人论人,最看重的是德行,以此分出了圣人愚人,君子和小人。功业和才貌,全都在德行之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何在小人与愚人之间,宁愿选择愚人呢?因为愚人虽然才德兼亡,但是比起有才而无德的小人,其对于社会,对于他人不会形成太大危害。
而像“茶人”这样的称呼,小人和愚人自是无缘。纵使不是圣贤,也必须是君子属之吧。今天的社会标准,明显地只看一个人的口才手艺,而不考察其内在德行,不免流于浅薄。
如果按照司马光总结的标准来衡量,当下茶界虽然热闹非凡,但能真正够得上“茶人”一称的,真不知道有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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