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茶道蕴含硬道理

梅溪是故郡崇安境内诸多溪流之一，源于梅岭关的崇山峻岭之中，款款数十余里，流淌至下梅村，已成蜿蜒丰沛玉带之势。虽然今天梅溪的水流量已经远不及前，但眼下的依依流水仍能让人想见当年万里茶路起点的盛景，不只是万木参天漫山吐翠，还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武夷岩茶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清·雍正《崇安县志》）。下梅村乘着茶道的兴盛，富甲崇安。

而今的下梅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往昔辉煌的影子，若套用西哲柏拉图的话，甚至可能只是“影子的影子”了。在这“影子的影子”里，真相，了无踪迹。残破的大宅院，历尽铅华，摇摇欲坠的身躯，似乎随时可能垮塌成一堆瓦砾。

一个村落的盛极一时，虽说不能保证江山万代，但由盛而衰的沧桑巨变，依然给后来者由感官直至心灵深处的巨大冲击。一如地球生命恐龙时代的突然消失一样，茶道由盛而衰的下梅故事，也是个一再令人回味唏嘘，刺激后人探问究竟的历史一幕。

流行的有关茶道、茶文化或者是茶产业的谈论叙述里，极少有对这一段沧海桑田般历史巨变的探究。即便是最基本的历史史实，小的如家族人物春秋，大的如村、社、崇安故郡的人口社会变迁，我们都所知阙如。犹如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里面分明隐藏着超大能量的聚裂嬗变，但那一切似乎都存在于另一个时空宇宙，虽在眼前，却远在天边。遥想昔日的繁盛。面对眼前一蹶不振的破败，我们只有感叹唏嘘而已。厚重的历史，显得薄如一张白纸。

歌舞升平的盛世，我们的趣味和审美，都是一个“软”字当头，有关茶文化的演绎、叙述也不例外，与高蹈超越的文人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盛世里的茶道中兴，也让一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茶人们无暇回首，酒足饭饱后，两杯好茶下肚，谁都会有一刹那间灵魂出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时刻，出口句句都是《茶经》的高度。讲茶叶“春天里的故事”，《茶经》像是“圣经”。

《茶经》固然是将中华茶史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后世也很难超越的高度，完成了茶从植物到食物再到诗化为精神和美的对象的历程，文人、雅士、茶、茶文化，人们由此可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在一泡茶里出世入佛，寻道成仙。虽然其后还有许多其他有关的茶书、茶诗，如《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还有不少与茶有关的文人画，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在境界和美学的高度上，他们都只是陆羽破题之后的唱和随附。

旧时代的文人雅士与今天的茶人茶文化人一样，足不出户，但有美人美酒，有丝竹管弦云裳羽衣，就难免说出些精当致微的话来，像张源在《茶录》中说茶是“造时精，藏时煤，泡时洁。精、煤、洁茶道尽矣”；张大复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等等，都是例证。

然而，文人写作留下的有关茶的所谓“文化”，大多数是即兴式的禅语诗话，与真实世界的茶道兴衰并无多大干系，无论有多少禅意境界，充其量只是依附在茶身上的“软文化”，虽然精妙，一旦面对大变迁的时代巨变，凌空高蹈的文人话语诗情画意，甚至《茶经》，都显得有气无力，可有可无，说了跟没说一样，“软”得可以！而这，不就是“软文化”的硬伤吗？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名村下梅残破的大宅深院，这个“硬伤”，尤其显得难以承受。

由此，我想起了如日中天的“地球村村长”美利坚合众国，想起了美利坚帝国当红的“文化人”、“思想家”罗伯特·卡根，想起了这个出生历史研究世家的美国人在“美国世纪”的巅峰，竟然给美国人讲起了美国的“革命家史”，通过美帝国崛起的历史叙述，警示他的国人不要忘记先辈的奋斗史。卡根是幸运的，他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专为读书人准备的个人解脱、逃脱的精神通道。“革命家史”就是他自己的历史，是他个人，也是美国今天自我定位的坐标之一。

在卡根的历史再现里，美国的开国者们并不如传统教科书里所宣传的，个个都是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天然信仰者和追随者。华盛顿给朋友的信里说：“在你面前有一大片土地，对于没钱但有事业心的男人来说，它可能给他打下跻身贵族阶层的基础”。既然没钱，什么样的“事业心”能让一个年轻人获得“大片的土地”？愚公移山，开荒种地？还是从“野蛮”的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或者从更加野蛮的法国人那儿虎口夺食？是加入英国皇家的队伍，“替天行道”？还是造反独立，谋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一部美国革命的历史，讲了一个道理：千秋大业，要靠硬道理、硬实力开创捍卫。

当年美利坚开国者的对手，除了羊羔一般温柔可爱的印第安人，就是盗抢烧杀成性，后来与新生的殖民国家美利坚一起来到华夏中国要求“门户开放”的欧洲各国。1840年的炮声，对中国人而言，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华夏故国由此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对各新老殖民大佬来说，那不过是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小小的“西方”对全世界的殖民史的大历史进程中稀松平常的一幕。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弱肉强食是“硬道理”，坚船利炮是“硬实力”。

温良恭俭让的“软”华夏文明、中国茶道，不就是败在了这个“硬道理”和“硬实力”之下的吗？

残破的下梅古村，是中国茶叶衰败的一个缩影。而中国茶叶的衰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败在了“硬道理”和“硬实力”的双重煎熬下。

无所不至的茶路断了，天变了。失去天下，也就失去了一切，与茶的好坏无关，与茶道无关，与劳动人民的勤勉诚朴无关，更与科学技术，专制，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市场经济，规模经营，与诚信守约无关。下梅的村民还是那些，下梅的大户也就是那么几家，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茶依然好，人却越来越憔悴，深宅大院日益斑驳。昔日日发三百筏的景象，一去不返。

衰败，是被“硬道理”和“硬实力”击溃的苦果。而衰败的实质，是丢失了驰骋世界的自由，丢失了以满足世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以主宰世界茶叶市场为目标的千秋大业。用德国经典哲学的话说，就是不再能将“世界作为对象”，既不能将世界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加以认识，而是被西方列强们耳提面命，诚惶诚恐地“与世界接轨”，同时更不能将世界作为“改造的对象”加以改造。不能将世界作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就是失去了国家民族“可持续的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