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茶道蕴含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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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是故郡崇安境内诸多溪流之一,源于梅岭关的崇山峻岭之中,款款数十余里,流淌至下梅村,已成蜿蜒丰沛玉带之势。虽然今天梅溪的水流量已经远不及前,但眼下的依依流水仍能让人想见当年万里茶路起点的盛景,不只是万木参天漫山吐翠,还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武夷岩茶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清·雍正《崇安县志》)。下梅村乘着茶道的兴盛,富甲崇安。

而今的下梅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往昔辉煌的影子,若套用西哲柏拉图的话,甚至可能只是“影子的影子”了。在这“影子的影子”里,真相,了无踪迹。残破的大宅院,历尽铅华,摇摇欲坠的身躯,似乎随时可能垮塌成一堆瓦砾。

一个村落的盛极一时,虽说不能保证江山万代,但由盛而衰的沧桑巨变,依然给后来者由感官直至心灵深处的巨大冲击。一如地球生命恐龙时代的突然消失一样,茶道由盛而衰的下梅故事,也是个一再令人回味唏嘘,刺激后人探问究竟的历史一幕。

流行的有关茶道、茶文化或者是茶产业的谈论叙述里,极少有对这一段沧海桑田般历史巨变的探究。即便是最基本的历史史实,小的如家族人物春秋,大的如村、社、崇安故郡的人口社会变迁,我们都所知阙如。犹如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里面分明隐藏着超大能量的聚裂嬗变,但那一切似乎都存在于另一个时空宇宙,虽在眼前,却远在天边。遥想昔日的繁盛。面对眼前一蹶不振的破败,我们只有感叹唏嘘而已。厚重的历史,显得薄如一张白纸。

歌舞升平的盛世,我们的趣味和审美,都是一个“软”字当头,有关茶文化的演绎、叙述也不例外,与高蹈超越的文人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盛世里的茶道中兴,也让一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茶人们无暇回首,酒足饭饱后,两杯好茶下肚,谁都会有一刹那间灵魂出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时刻,出口句句都是《茶经》的高度。讲茶叶“春天里的故事”,《茶经》像是“圣经”。

《茶经》固然是将中华茶史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后世也很难超越的高度,完成了茶从植物到食物再到诗化为精神和美的对象的历程,文人、雅士、茶、茶文化,人们由此可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在一泡茶里出世入佛,寻道成仙。虽然其后还有许多其他有关的茶书、茶诗,如《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还有不少与茶有关的文人画,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在境界和美学的高度上,他们都只是陆羽破题之后的唱和随附。

旧时代的文人雅士与今天的茶人茶文化人一样,足不出户,但有美人美酒,有丝竹管弦云裳羽衣,就难免说出些精当致微的话来,像张源在《茶录》中说茶是“造时精,藏时煤,泡时洁。精、煤、洁茶道尽矣”;张大复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等等,都是例证。

然而,文人写作留下的有关茶的所谓“文化”,大多数是即兴式的禅语诗话,与真实世界的茶道兴衰并无多大干系,无论有多少禅意境界,充其量只是依附在茶身上的“软文化”,虽然精妙,一旦面对大变迁的时代巨变,凌空高蹈的文人话语诗情画意,甚至《茶经》,都显得有气无力,可有可无,说了跟没说一样,“软”得可以!而这,不就是“软文化”的硬伤吗?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名村下梅残破的大宅深院,这个“硬伤”,尤其显得难以承受。

由此,我想起了如日中天的“地球村村长”美利坚合众国,想起了美利坚帝国当红的“文化人”、“思想家”罗伯特·卡根,想起了这个出生历史研究世家的美国人在“美国世纪”的巅峰,竟然给美国人讲起了美国的“革命家史”,通过美帝国崛起的历史叙述,警示他的国人不要忘记先辈的奋斗史。卡根是幸运的,他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专为读书人准备的个人解脱、逃脱的精神通道。“革命家史”就是他自己的历史,是他个人,也是美国今天自我定位的坐标之一。

在卡根的历史再现里,美国的开国者们并不如传统教科书里所宣传的,个个都是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天然信仰者和追随者。华盛顿给朋友的信里说:“在你面前有一大片土地,对于没钱但有事业心的男人来说,它可能给他打下跻身贵族阶层的基础”。既然没钱,什么样的“事业心”能让一个年轻人获得“大片的土地”?愚公移山,开荒种地?还是从“野蛮”的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或者从更加野蛮的法国人那儿虎口夺食?是加入英国皇家的队伍,“替天行道”?还是造反独立,谋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一部美国革命的历史,讲了一个道理:千秋大业,要靠硬道理、硬实力开创捍卫。

当年美利坚开国者的对手,除了羊羔一般温柔可爱的印第安人,就是盗抢烧杀成性,后来与新生的殖民国家美利坚一起来到华夏中国要求“门户开放”的欧洲各国。1840年的炮声,对中国人而言,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华夏故国由此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对各新老殖民大佬来说,那不过是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小小的“西方”对全世界的殖民史的大历史进程中稀松平常的一幕。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弱肉强食是“硬道理”,坚船利炮是“硬实力”。

温良恭俭让的“软”华夏文明、中国茶道,不就是败在了这个“硬道理”和“硬实力”之下的吗?

残破的下梅古村,是中国茶叶衰败的一个缩影。而中国茶叶的衰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败在了“硬道理”和“硬实力”的双重煎熬下。

无所不至的茶路断了,天变了。失去天下,也就失去了一切,与茶的好坏无关,与茶道无关,与劳动人民的勤勉诚朴无关,更与科学技术,专制,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市场经济,规模经营,与诚信守约无关。下梅的村民还是那些,下梅的大户也就是那么几家,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茶依然好,人却越来越憔悴,深宅大院日益斑驳。昔日日发三百筏的景象,一去不返。

衰败,是被“硬道理”和“硬实力”击溃的苦果。而衰败的实质,是丢失了驰骋世界的自由,丢失了以满足世界人民的需求为己任,以主宰世界茶叶市场为目标的千秋大业。用德国经典哲学的话说,就是不再能将“世界作为对象”,既不能将世界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加以认识,而是被西方列强们耳提面命,诚惶诚恐地“与世界接轨”,同时更不能将世界作为“改造的对象”加以改造。不能将世界作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就是失去了国家民族“可持续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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