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雅士茶道

中华茶道是经过了数千年漫长时间才发展起来的，僧人植茶焙茶，文人品茶论茶，二者的有机结合启蒙了茶道思想。在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中，由文人雅士首先创造了茶道的雏形，最后由唐代的陆羽正式确定了中华茶道的地位。是中国的士创造了茶道，所以最早形成的茶道被称之为“雅士茶道”，紧随其后的是“禅宗茶道”。在“儒家雅士茶道”和“佛门禅宗茶道”的影响下，又陆续发展出了“皇家贵族茶道”和“平民世俗茶道，”从而逐渐形成了富有独具特色的中华茶道体系。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风俗文化不同，在四大茶道的基础上，各民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色加以改变，又形成了风格各异、门类繁多的民族茶道和地方茶道。

儒家雅士茶道源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雅士又称儒士，指古代有知识的文化人，和现代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一样，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就是这些古代的文化人最先雅化了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这一流派。受其影响，此后又相继形成了各具特色，门类繁多的茶道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儒士可能就没有中国的“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着不解之缘，古代的“士”在中国要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入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个个都能当举人、进士,名中三甲，但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有个工作，口袋里得有银子，肚子填饱了才有心情吟诗作赋，才有时间和条件去品茶悟道，这不但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就是今天也一样适用。

中国在魏晋之前的茶叶种植生产主要以寺庙僧人、道观道人为主，在民间虽有种植却并不甚流行。嗜茶好茶的文人在魏晋之前也并不多，古诗文中记载能涉及茶事的只有汉代的司马相如、晋代的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魏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几人。而且在这几个人中也并不是全懂茶，真正懂得品饮、熟知技法者只不过三五人而已。魏晋时期的文人似乎没有什么追求，他们多是以栖隐山林、向仙慕道，以酒为友、饮酒作乐为生活乐趣，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每个人都嗜酒如命，七贤中的“山涛”就有八斗之量，而“刘伶”更是一个大酒坛子。据说刘伶常乘一鹿车，携酒数坛走到哪就喝到哪，常云：“死便掘地以埋”，一醉就睡了三年，醒来第一句话还喊了声“好酒”。后人根据这个典故专门加工了一种名酒，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的市场上广泛流行，这个酒就是河北省徐水县酒厂酿制的特曲名酒“刘伶醉”。

为什么在魏晋之前中国文人崇尚栖隐山林、向道慕仙，并且嗜酒如命，而介入茶事的并不多？那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魏晋之前茶叶的生产已经开始形成，却并没有广泛普及，人们对茶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到了晋时期茶叶才开始逐渐被民众所认识和接受，可是却因为战争和社会动乱而未能得到广泛普及。西晋十六国时，中华民族进入到了一个血腥风雨的民族大分裂时代，战争和社会动乱让整个汉民族自顾不暇，茶叶文化由此停顿。造成这一动乱的原因是，由于西晋统治阶层高层的权利争夺而引发内战，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国家政治、秩序的有效控制，导致外部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匈奴乘机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他们推翻了政府，颠覆了国家政权，企图建立起匈奴族国家。所以，匈奴族入中原后实行了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对汉民族大肆屠杀，这就是历史记载的五胡乱华时代。为了保卫新生的冉魏政权，保卫汉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整个汉民族的生存，民族英雄“冉闵”发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对侵入中原的胡族进行了坚决镇压。如果没有“冉闵”的《杀胡令》，我们整个汉民族也许就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茶兴于唐这句话的存在，中国茶叶史，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能都会被重新书写。

进入隋代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南北之间的物流变得简单通畅，物流成本也大大降低，使茶叶能够以较为便宜的价格进入到北方广阔的市场，为唐代的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入唐后，华夏民族开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大唐政权的稳定和强盛使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为文人能够进入朝廷做官提供了机会，入仕有了途径。在这种时代背景影响下，知识界开始对魏晋时期所谓的名士风度进行了深刻反省，许多有知识的学子一改过去笑傲江湖的狂放性格和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开始有了入仕之想，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才学报效国家，从这时起文人的作风开始变得冷静、务实，弃酒吃茶之风开始时兴。文人思想的这一转换使吃茶开始流行起来，以茶会友替代了以酒会友成了时尚，茶风的兴起让那时大部分著名的文人雅士几乎都嗜茶。而文人对茶事的广泛介入，对后期中华茶叶的生产及茶道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文化，他们不仅会鉴茶、赏茶、品茶，还能给茶赋之以诗、咏之以歌，这一行为在唐代就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唐代写茶诗的有白居易、杜牧、李白、杜甫、陆羽、卢仝、皮日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到了宋代更是如火如荼，苏轼、梅尧臣、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等人也都留下了许多的茶诗茶歌。正是这些文人留下的诗赋作品，为今天的茶叶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事实依据。

文人的这一转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的，应该说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了这样的位置上，他们是在无意之间担当起了“茶道”主角的这一历史使命。为什么中国的文人能胜任“茶道”主角的这一角色，追其原因有三：

第一：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县级的官吏，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能首先接触到各种名茶。过去的贡茶说是以皇帝为最先，事实上给皇帝的贡茶这些官吏却是最先得到，比皇帝享受的还要早。因为贡茶在加工过程中要求极严，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瑕疵也不能入贡。而加工贡茶，就算茶工们再精细也难免出现一些小小的瑕疵，有了瑕疵的茶当然就不能入贡。所以，十之选一二才能成为贡茶，十之八九有瑕疵未被选中的茶就被地方官吏留下自用，而这些茶就是货真价实的贡茶，虽有瑕疵但其品质和贡茶一分不差，这些被地方官吏留下的茶就成了官场及富商们追求的目标。所以，贡茶能在官场及上层社会中流行，主要还是这些在茶区的文人官吏的功劳。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贵族茶道也许就不能成立，仅靠贡茶和皇帝平时赏赐给各大臣的那点茶，是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一个产业，更无法独立形成一个茶道流派。

第二：这些文化人大多是品茶高手，在不断的品茗过程中了解了茶性，慢慢培养出了对茶的精细感觉。在隋代有句谚语叫“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说的是书生们为了给自己谋一个好的前途，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的努力学习，到头来却不一定就能够考中入仕。而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人，送了一车茶叶治好了皇帝的头痛病，就被皇帝封了个很大的官。这个事情让书生们明白了“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有了这个典故，文人及文人官员在工作之外都会把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茶事中，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技茶艺，许多名茶就是由文人官员主持改制监造而成，因为茶而得到了皇帝的欣赏，被加官晋爵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这更激起了文人对茶事的研究与投入。久而久之这些文人比其他人就更加通晓茶性茶道，并著以大量的茶诗歌、茶诗文进行广泛传播。

第三，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历史上虽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却只是个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没有酒量的人喝得迷迷糊糊头重脚轻，手都难以握笔又何以能诗。而喝茶却能令人神清气爽，笔下生花。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成，使简单的饮茶渐渐升华到了精神享受的层次上来，进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中国雅士茶道”。

雅士茶道是最成功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入仕的士为主体，也包括一部分虽未能入仕却家境较好的儒士。另外还包括一部分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闺秀、艺坛名角、青楼歌妓等。文人饮茶并不只是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于引导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他们将琴、棋、书、画、诗、酒、茶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于闲情雅致的品茗活动中悟出些人生哲理。雅士茶道的主题思想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茶叶只不过是一片普通的植物叶子，其自身并没有什么文化，却因为有了文人的参与才给茶灌输了文化，使茶形成了一门艺术。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和文化、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中国最原始的“雅士茶道”，后来受“雅士茶道”的影响，又形成了其他的几个茶道流派。所以说，是中国的“士”最早启蒙了茶道思想、哲学和理念，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