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宜兴紫砂壶走向世界的百年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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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由于多方原因,中国对日本的紫砂壶输出量达到高峰,大量的紫砂壶流入日本,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并且相应地提升了日本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而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也是宜兴紫砂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人、茶杓、茶碗等茶道具。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的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年),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内容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23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有13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紫砂壶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介绍,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在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10件紫砂壶重新面世。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 Sing)上出土了更多的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1 O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的木质商船,其出水的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从这些重又面世的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象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的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

两且说壶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加强和宜兴紫砂实业家们的大力推动,宜兴紫砂壶迈向了更大的世界舞台。二十世纪80年代后,宜兴紫砂壶开始大量地往港台地区输出,在此期间,港台紫砂壶收藏家为复兴宜兴紫砂艺术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们的推广与传播下,宜兴紫砂壶逐步进入复苏、繁荣阶段。

晚清、民国:借博览会传到欧美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近代中外经贸往来的增加以及国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宜兴紫砂业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那就是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制作逐步转变为近代陶瓷商号或公司的批量生产。加之国内兴办实业的风气影响。这一时期紫砂壶商号和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无锡、上海乃至国外成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宜兴鼎山宕窑户鲍氏、陈氏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瓷店;1903年,宜兴鼎蜀镇窑户张士清,在杭州开设“张万隆”陶器店;1905年赵松亭创办“艺古斋”;1909年,潘宝仁创办“阳羡紫砂陶业公司”;1912年,宜兴鼎山白宕窑户葛翼云(葛德和陶器公司店主)和日本商人合资,在日本名古屋市,开设主销宜兴产品的陶器店。戴国宝在上海新北门吉祥街创办“铁画轩”陶器店;民国初年,宜兴鼎蜀镇人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当时专营紫砂的唯一商号……这些紫砂壶公司的成立为紫砂壶以集体形象展现在全球视野中做好了准备。

近代商业的发展要求这些公司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他们往往在宜兴开设作坊,在上海、天津、杭州、无锡等地开设商行或公司,紫砂壶则由名工按样制作,从宜兴订坯烧成,然后刻署商行或公司的商标。有些公司的业务甚至就是以外销为主,比如“铁画轩”,它的主产品就销往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为了拓宽销路。他们往往将紫砂壶送去参展、参赛,以推广自己的产品,并刺激该行业的工艺发展。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金奖。他们更是史无前例地组团参加世界博览会,让紫砂壶堂皇地站在世界经济舞台之上。可以说民国时期是紫砂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黄金时期,紫砂作品从来没有如此正式而辉煌地站在世界工艺品的舞台之上。

这些紫砂名手大多是通过博览会成名。比如程寿珍因其掇球壶荣获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国际博览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和1917年美国“芝加哥国际赛会”优秀奖,而名声大振;江案卿因为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而使其狮球壶名噪一时;余国良因参加1932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获得优秀奖而使其传炉壶成为经典。顾景舟评价他“传器制作严谨,器形格调雅致,是晚于黄玉麟的名手”。

在晚清、民国时期也涌现了一些诸如赵松亭这样的紫砂实业家。赵松亭(1853-1934年)早年随师父苦学壶艺,又曾受聘于大收藏家、文人吴大口处制壶。清末至民国初年开始参与经营,以出口外销壶为主。前文所述“贡局”款磨光壶即为他首创。他的壶独步上海各国租界并销往英、法等国,成为晚清至民国紫砂实业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再如利用陶业公司的创立者周文伯也是一位成功的紫砂实业家。他本是宜兴芳桥名士、前清秀才。创立利用公司后,1921年他又转而致力于农林、桑蚕事业,并兴办学校。他的紫砂产品除了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之外,还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30年在日内瓦列日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银奖。由宜兴陶器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周润身、周幽东合著的《宜兴陶器概要》,记录了一篇宜兴陶器实业家汪裕文、张欣成、蒋鸿书三人所撰产品述要,他们为宜兴经济的发展、紫砂技艺的传承感到担心,在此书中还收人更具责任感和危机意识的《实业救国与陶业救济》一文,从此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宜兴紫砂实业家们关心陶业发展、振兴陶瓷工业的拳拳之心。

二十世纪80年代:港台紫砂热兴起

谈起上世纪紫砂业的复兴,不得不提及一位香港紫砂收藏家罗桂祥博士。早在1980年,他就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订购了一大批紫砂壶,要求以历史名作图样进行复制,这批定制的紫砂壶都是上乘佳器。1981年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应香港市政局艺术馆邀请,赴香港举办“宜兴紫砂陶艺展”专题讲座。10月,罗桂祥先生又将珍藏的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成立“香港茶具文物馆”,并出版《宜兴陶艺》一书。因为这一系列的推广活动,紫砂壶在香港名声大振,随之而来的是港台地区掀起的紫砂壶收藏热的浪潮,香港先后有“锦峰”“海洋”“英泰”“双鱼”四大商贸公司争相订购和经销紫砂壶。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陶艺市场。1985年6月,香港锦锋公司举办“宜兴陶瓷展”。顾景舟、蒋蓉、汪寅仙、周桂珍、吕尧臣、李碧芳应邀访港,同时出版《壶锦》专册,促使了紫砂文化的大发展。1987年,潘春芳主编的《砂壶集》由香港海洋紫砂陶艺公司出版。并举行宜兴紫砂展。叶连梅英主编《壶艺瑰宝》,由香港英泰公司出版。并举行“宜兴紫砂名陶展”。1989年5月,顾景舟、李昌鸿、何道洪、王石耕、高丽君等,赴香港参加“中国宜兴紫砂陶艺展”,并出版《壶锦续集》,由香港锦峰公司出版。

而在台湾,宜兴紫砂壶也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热浪。1982年,詹勋华、杜洁祥主编的《宜兴陶器图谱》由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83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谢瑞华女士演讲《谈宜兴紫砂》。之前,台北陆羽茶艺中心也邀请谢瑞华女士举办了“宜兴紫砂”座谈。这是外地专家第一次到台湾介绍宜兴紫砂壶艺。11月,香港叶荣枝先生应台北陆羽茶艺中心之邀,与台湾壶艺界举行座谈“宜兴紫砂制壶诸问题”。这是台湾首次获得较详尽的宜兴制壶资料。1984年2月,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古代茶具特展”,紫砂壶风光独好。6月,香港“茶具文物馆”开幕,从此促进了港、台壶艺研究风气的形成,活跃了台湾的古壶市场。1985年,赖福来、陈维沅、张东兴合编的《阳羡砂器精品图谱》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1988年,《壶中天地》杂志在台湾创刊发行,由万妙玲任总编辑。1992年11月,应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请,徐汉棠、徐秀棠由香港转道台湾,进行陶艺交流访问。在东海大学,由徐秀棠作《宜兴紫砂陶》学术讲演,徐汉棠作紫砂成型表演。在莺歌陶瓷产区。和台湾陶艺界进行交流、座谈。这是大陆陶艺家首次访台。此后两地因此而频繁交往。宜兴紫砂艺人赴台交流陶艺每每产生轰动效应。

此一时期港台地区的紫砂热潮以频繁的紫砂展览和各类紫砂书刊的出版为标志。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是顾景舟等紫砂老艺人及徒辈,他们的制作技艺精湛,视野开阔,思路新颖。作品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他们善于继承也善于创新,很多新的壶艺理念也因与港台地区的茶人交往而得以明确。当然。港台紫砂壶文化兴起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一两位名人的推广与传播,更重要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中国茶文化重新步入到复苏、繁荣的时期,人们开始对品茶有了更高的要求,重新追求雅致、含蓄的品饮文化。加之国内经历文革后市场经济逐步复苏,商品流通不断加快,这也为紫砂壶进入港台地区提供了客观可能。

虽然港台紫砂壶收藏家的紫砂收藏与投资行为有商业炒作之嫌,但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为复兴宜兴紫砂艺术而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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