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热爱紫砂的人们开始在浩瀚的宋诗中寻找紫砂壶和紫砂盏的踪影:欧阳修说“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米芾说“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苏东坡说“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流传最广的当是梅尧臣的句子:“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华美的诗句,一件平凡无奇的小物在他们眼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紫砂壶,经历了许久的沉寂终在文人的笔下历久弥新。
随便翻翻宋人的茶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对精美团茶和奢华茶具的追求在中国茶史上已登峰造极。在面对衰弱国势的悲愤和痛苦中,他们需要营造精巧雅致,甚至奢侈的生活来自我陶醉与麻痹。陆羽倡导的自然饮茶原则荡然无存,他们在茶中追求极致―一种狭隘的、令后人几近绝望的极致!于是,我们看到梅尧臣在“紫泥新品”句之前写到:“团香已入中都府,斗品争传太傅家。”欧阳修在“喜共紫瓯”句前写到:“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米芾在“雪溅紫瓯圆”句前写到:“密云双凤,被破缕金团。”显然这歌颂称赞的是紫瓯、紫盏并非紫砂。
实在难以言说,究竟是晚明文人的萧疏影响了紫砂壶,还是紫砂壶的朴雅感染了晚明文人。总之从那时起。紫砂壶在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诸大师的经营后,终成为文人案头的珍赏,甚至达到“收贮将同彝鼎玩”的程度。而吟咏紫砂壶的诗人们也多起来,他们无一不是收藏家、鉴赏家。他们用壶玩壶、赏壶赠壶,一壶一盏间独具性灵,情趣尽矣。自然,这些眼光极高的文人在诗词文章中就毫不吝惜对于紫砂的溢美之辞。于是,著名学者周高起说:“某为壶祖某云孙,形制敦庞古光灿。”德高望重的林古度说:“世间茶具称为首,玩赏揩摩在人手。”词人俞仲茅说:“陈君雅欲酣茗战,得此摩挲日千遍。”诗人熊飞说:“凝神昵古得古意,宁与秦汉官哥殊。”
他们不仅明白了紫砂壶“能使茶汤气永清”的效用,更多的是与壶和茶相合成趣,精神化一,以至于紫砂壶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平淡娴雅、质朴自然的茶文化的特殊符号。且看这些晚明的文人,他们闲时烧柏子煮惠泉,松风习习,轻裾飘飘-―这正是文征明的一幅煮茶图啊。这涤荡人心的清茶砂壶恰与他们那些空灵的韵语禅话、凄美绝伦的游园惊梦,乃至生活上的荒诞、放达、恣肆、孤寂、绝望,构成了晚明士人的精神画卷。
细想去,灿若披锦的五色土似乎注定要绽放异彩。因为华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这么深沉的草木土石情怀。老庄如是,魏晋的名士亦然,即使在盛唐的功名感召之下,不还是有那么多人寄情山水吗?
紫砂壶经明末时大彬改大为小后,终成为文人案头清赏的雅玩。在投赠品赏问,它自然融入了茶人们的真纯性情,凝聚了惺惺相惜的情谊。
历史上,如此交情不胜枚举。单从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一书来看,清前期见诸诗歌的就有陈维崧和高士奇、查慎行和借山和尚、马思赞和吴希文、陈鸣远和汪文柏、周梅圃与吴省钦等人。查慎行在为借山和尚七十寿所作诗中有“合作案头清供具,不归田舍归禅房”的佳句;吴省钦虽依附和坤,品德不足称,但在周梅圃赠送紫砂壶后亦有“携个竹炉萧寺底,红襄须沦惠山泉”的风雅。最为人称道的是汪文柏与陈鸣远的交情。汪文柏经陈维崧的引荐认识制壶大师陈鸣远后,写下《陶器行赠陈鸣远》一诗,吟唱出咏紫砂诗中最为动人的辞章:
“吁嗟乎,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紫砂壶为人所欣赏,因茶因诗因书画,也因这一份融在壶中的性情和难觅的知音。今春嘉德拍卖中,当代紫砂艺术集大成者顾景舟所制“相明”石瓢壶之所以能拍出一千两百多万元天价,除此壶的艺术性达到无以伦比的高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凝结了顾景舟与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大师的深厚友情。在赠给他们的五把石瓢壶上,吴湖帆题诗曰:“为君倾一杯,狂蒋竹枝词”“寒生绿蹲上,影入翠屏中”“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但为清风动,乃知子猷心”“细嚼梅花雪乳香”。
壶中天地宽,在顾景舟那散发着浓郁东方艺术神韵的紫砂作品里,六十年前动乱中,几位艺术家把他们的快乐、狷狂、落寞、风雅与无需言说的默契和交情都融入其中――还有哪种茶具,能有如此的文化包容和人性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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