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历代茶工满眼是泪的辛酸历史

祁红生产，春季最忙，“吃饭不知味，走路不沾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本地劳力少，大量外地茶工人祁，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忘我劳动，不失为一道独特生产景观。

先讲采茶工。新中国成立前，每至茶季，便有本省江北，以及邻近的江西河口、湖北英山等地茶工陆续来祁。清明过后，更有数十或数百的男男女女来到城乡各地，人住千家万户。他们每每在黎明前吃早饭，便由茶主带上山，天才见亮，便开始采茶。中午茶主送饭，同时带上家什过秤记账。晚上天黑归家，自己再记账，以便与东家核对，日后结账。这段历史，当年曾有人作过生动描述，“山茶易老，采摘恐迟，时节有限，雇工成习，摘工男女均为之。

有近自本省安庆、六安，远由江西乐平、鄱阳等处来此争蝇头之利者，每亩产叶约二百斤，摘工计酬，以斤计最苦，约三十斤一元。以工计，每人一日之资食约六角。若系包工，每名一季资食约十二三元。唯生叶之用秤，昔为三十二两，平均每人每日摘十斤左右，所获可三角。摘工多属农家之人。”

再看制茶工。毛茶初制，多以本地男工为主，也有少数为外来。生叶归家，争分夺秒做湿坯，做好立即挑茶去茶号卖，目的是赶在下午四时前，价格好些。茶季结束，结算工钱，主家做几道好菜送行，并发给路费，路费标准视主家境况一至三元不等。

成品茶精制则以外地男工为主，“来源分河口与婺源两帮，其雇用多系包工制。每当茶季之前就有包头向各号接洽。所有工人，委其代雇，每名每季工资，通常为二十五元，少的仅十几元。此为茶号与工头包定之统价，实际上工人分上手、中手、下手，由工头自由给资，高价极少。包头操进退工人之权，号方不加过问，以是克扣工资、增加工作时间等弊，随包工制而丛生。除官堆、装箱、出箱之期有酒肉外，每日一粥两饭，六人共小菜三。常有彻夜不休者，其特殊酬报，约铜子二十枚，面汤一碗而已。”每名茶工年工资多者二十五元，少者十几元，这还是茶号与包工头谈定的工资，茶工实际领的工资还要少些。

后说拣茶工。拣工基本上是女性，问或也有小孩随女工而来，自与各号接洽。除本地女工外，“以婺源、休宁最多，为期约一月，每人工资一般是七八兀，少时仅四五元，膳食另给。零工每日可二角左右，工作时间每日平均约十四小时，当由看拣者发给茶叶一箩，拣毕送看拣过目，合格则继续换取，否则重新拣清。每一女工可带女童一名，其工作常受带领者之助，工资亦受平等待遇。女工之宿舍，较男工还劣，携去婴儿，即同其母亲之命运，深人红尘，饱尝世味。”

以上为大致情况，倘遇市场不好，各茶号还要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包工，多雇零工，以致许多长途过客，茶季未终，半途失业，甚至归家盘缠无着。

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经营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采茶工、制茶工、拣茶工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茶农自种自采自卖。人民公社化以后，茶园收归公有，采工基本为本地妇女，农村由生产队安排，县城的茶研所和茶场则雇用城镇居民采茶。工资报酬以采摘数量计算，一般每天二三元不等。茶忙季节，学校有放茶假习惯，时间一般在半月左右。：1978年后，农村茶园到户，茶农自采自卖，并向国家缴纳茶税；城镇采工却大量减少，县城茶园常有鲜叶采不完现象。

制茶男工，农村以生产队劳力为主，县城茶厂、平里和历口初制厂，除使用本厂的正式茶工外，每于茶季开始，便到城镇招收非农广口的中青年为季节工，其中以初制工人尤多，男女均有，俗称“做初制厂”，时间一般3个月，月基本工资及加班费在50～60元许；精制茶工仅限县茶厂，除本茶厂工外，不足部分从季节性初制男工中挑选，工作时间一般是再加3个月，月工资一般在三四十元左右。无论初制精制，两种季节性工人工作期间均享受国家正式工的劳保福利。

拣茶女工，基本上为本县妇女，老少咸宜。计划经济时期，一度要求为城镇非农户口，由茶厂下达计划，交居委会安排，分几批进厂。虽为季节工，待遇较好，按筹计资，一般月工资在30～40元不等，并享受国家正式工人的医疗劳保等福利。1985年后，精制厂家增多，女工使用渠道相应扩大，城镇和农村妇女均有，工资计筹，每月三四百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