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高地民族隐秘的普洱种茶史

常年行走云南茶山的人,必定有大量的困感:茶山上众多的少数民族,以前为何一直守护着古茶树?他们为何居住在贫瘠的高山上?

迄今为止,茶行业更多地与园艺学或美学相关,其他学科信息很容易被忽视。比如,云南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历史)已在全球东南亚历史研究里变得逐渐清晰,一些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东南亚地理政治著作,如埃德蒙.R.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虽然已有汉译本出版,但都没有对茶文化产生足够的影纳。

以少数民族的迁徙为例,这在世界历史里有许多解释框架可供利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很早就阐明过“文明不能上山”的现象。

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卡尔顿也说过:阿拉伯只能控制平坦的地区。听听保罗,惠特利有些奇张金句: "500米之外,就听不到慧文了。”意思是说,历史书里那些显赫的统治力量,只能控制交通便利而且范围不大的地方。所以说,真实情况一定是,封建小邦断断续续的历史并不能覆盖全部云南的历史。

历史由创造了文明的封建王朝与高举反抗大旗的农民起义军两种力量构成。但在东南亚历史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力量,他们对抗封建王朝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逃跑。中国历史上的苗族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或主动或被裹挟进一些造反活动,他们且战且退,最后进入了历史上不见踪迹的山区。最后,他们成了高地民族。甚至,一些汉族也出于抗税、躲避径役或战乱而躲避至高海拔地区。正如德.

托特所说,最陡峭的山地是自由的庇护所。更全面的说法来自于让,米肖,他认为山地游牧是一种逃避和生存的策略,避免了税负、徭役、兵役、人口集中带来的癌疫,以及单一作物带来的作物歉收。

六月去动宋那卡,导游是傣族人,他说自己其实是汉人,祖父在1920年代与哈尼人争抢水源中打死了人,只好从红河逃到了西双版纳,改姓氏改民族,家族在勐海繁衍至今。逃跑的原因则不那么重要。在逃跑的过程中,民族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多数少数民族都说自己原先是有文字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或者丟失了,或者被偷了。詹姆士,斯科特的解释是,整个东南亚的高地居民很多其实是放弃了文字,目的是不被身份所束缚,方便钻国家的空子。

众所周知,山地人不种植水稻而愿意种植块根作物。通常的理解是他们不会种植水稻。

其实不然,哈尼族的稻作梯田系统被认为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山地民族明白,水稻的成熟期与产量可以预知,军队前来抢劫或者破坏非常方便,水稻在运输与储存方面更适宜于被强力收割。与此相对应的是,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块根作物则不然:种植不花费劳力,收获期只有耕作者心里清楚,统治者无法获知。木薯等块根作物即使不收割,也可以在地下储存两年以上而不会腐烂。王朝与军队对此束手无策。因此,这种农业被称为完美的"逃跑农业”。

所以,高低民族不是因为软弱或缺乏耕作技术才上山,在高地生活,首先意味着勇气,其次意味着智慧。一次在靠近缅甸边境的农户家里,他们透露生活方式的灵活性:近十年来,随着古树茶价格的高涨,不仅打工者都早已回国打理茶园,缅甸的村民大批过来打工。

逃跑不再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家家户户都升起面国旗是边境村常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