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每一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之相类似的,每一种文化现象也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
茶文化素有“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是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发展期和繁荣期。茶作为媒介,历经千年依旧铭刻着宋代文人的雅致;茶作为载体,消解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愁苦与寂寞烦扰;茶作为纽带,充实了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际。同样,茶诗将宋代文人所追求的雅致生活、情感慰藉、茶情茶意等都包含其中,充分体现了宋代茶文化的诗意凝结。
《中国茶文化经典》中收录的唐代茶诗只有148首,而宋代却多达837首,宋代茶文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几乎宋代每个涉茶文人都有属于自己风格,且构思、意境、语言等方面均各有特色的咏茶诗词,如苏轼、陆游、欧阳修、辛弃疾、黄庭坚等,内容几乎涵盖了茶俗茶礼、茶艺茶道、茶性茶德等宋代茶文化的方方面面。
苏轼的茶诗约有百首,陆游茶诗有近300首,黄庭坚则在词学创作中苦心孤诣、独树一帜,为文人开启了茶词的创作之路,而其所作茶诗亦有数十首流传。
这近百首茶诗意蕴深厚,不仅描写了宋代各种新奇的茶文化,同時也寄情于茶,在享受茶香茶味的同时,展现了自己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品质,更是通过诗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他守正不阿、特立不群的君子人格。如同每个人都有拥有不同的灵魂,每一首茶诗描写的茶俗,也裹藏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茗饮自旷达
从苏轼的众多茶诗中,可以看到他在品茗中对人生百事常表现出一种乐观豁达的处世情怀,他也常常寄茶表达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以茶呼应自己的人生,创作了许多可以让我们窥探到苏轼品茗人生的诗篇。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道: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历经数次贬谪,苏轼身处人生低谷,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艰难,反而为他在文学道路上的创作有了推动作用。正所谓“诗穷而后工”,历经这些艰难险阻,反而使他显现出随遇而安,乐观从容的精神状态。
1079年,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寄周安孺茶》这首最长且最具代表的茶诗便是于此时节创造出来。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积蓄已久,苏轼将满腔豪情都注入诗中,他以茶象征君子刚正廉洁的品性,记述了宋以前的茶文化历史,继而边咏边叹: “团风与葵花,式硖杂鱼目”,茶虽能给人带来身体与心灵的愉悦,然树大招风,名茶依旧有被辱没的可能。这实际上是对自己人生遭遇的叹喟!“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是说往茶器里注入茶汤可以注到很满,可是人生在世上往往会有很多缺憾,不可能像注汤的茶杯一样圆满了,亦不免徒增感伤。
花甲之年,又遭贬谪,被贬在儋州。苏轼归当时的情景是为八无: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最要命的是“饮食百物艰难”,主食是白水煮山芋。写作《汲江煎茶》时,他为了煮好茶,只好拖着老迈之躯去汲取深江的清水,还打趣儿自己揽得水中明月。回家后煎得“雪乳”好茶,眼前云脚乱翻,乳浪飞旋,耳中所闻是松涛阵阵,自是涌起“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情怀。苏轼在贬谪生活中虽有一定苦闷忧愁,但他没有一味地抱怨哀叹,反而是以一种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面对种种考验。苏轼终究是旷达之人,突破重重魔障,昂首走出了这段低谷。
茶诗砭时弊
苏轼作为一个一生从政的诗人,也善于通过诗词作品来反映民间疾苦,关心国家命运。从他的茶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饮茶品茗之际,常把茶农之苦辛悬于心头, “悲歌为黎元”。
《荔枝叹》乃苏轼晚年谪居惠州所作,全诗慷慨陈词,怒斥了腐败的统治阶级种种荒诞奢侈的行为,昔贡荔枝、今贡茶、花,转而痛骂奸佞当道,摇尾乞怜争夺宠幸的无耻行径。诗中,苏轼从反面借用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典故,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无人知是荔枝来”如何?“知是荔枝龙眼来”又如何?一种说不出的无奈与惋惜充斥字里行间。而下旬“飞车跨山鹘横海”更是荒唐可笑,苏轼将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想象挪用此处,写尽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君不见”三字亦颇具李白的气度,苏轼用在此处是为了下文转入现实批判,点名揭露当今权臣进贡茶叶和牡丹两事,从讽古变成刺今,他的直言不讳正表现了他无私无畏、敢于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
以茶喻人世
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人世百态何尝不是一瓶调味瓶呢?苏轼的茶诗正是表现了他荣辱参半的百味人生。
苏轼亲自栽种过茶。被贬黄州时,因潦倒贫困,苏轼不得不亲自躬耕于田。时穷节乃见,人与人的区别不在于居高位时的安乐,而在于处逆境乃至绝境时的心态与行动,即便在此关头,苏轼依旧给自己在荒野中所种并取名为“东坡”的田地之上种起了茶树。《种茶》一诗有云:“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即便困顿至斯,苏子亦不改文人风骨,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未来的信心,否则何来的兴致去观察茶种在不同地方生长的差异呢?
经过一次次的挫折坎坷,年老的苏轼终于阅尽百态,并将种种所见所闻融入茶诗。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中,他写道“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有人如建茶,天生做骨,性如君子,可爱却不可轻慢,清高且正直。“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有人如草茶,徒有虚名,高傲妖邪且顽固,轻贱浮泛令人作呕。
苏轼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烙新茶》诗中赞道: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赋予茶之美誉—一佳人,所有古往今来对茶的赞叹在苏轼的描写前都黯然失色,东坡究竟有多爱茶?诗歌中,芳草美人通常是最高的赞美。直接把茶比作“佳人”,想必此茶必深得苏子之心。此描写也成为与“欲把西湖比西子”一样的名句被后人所歌咏。难以想象能写出这样佳句的茶客兼诗人,人生如一叶轻舟,虽历经了重重苦难,依然有着一种不受凡事俗物、功名利禄羁绊的旷达与超然。无论是以人世比茶,还是以茶喻人世,苏轼都达到了炉火纯青、信手拈来的程度,春秋笔法,正是用来赞美苏轼这种在微言中见大义的茶诗。
精品厭凡泉
宋代人对烹茶的精益求精反映在茶品,水质,以及烹茶工具等方方面面。苏轼对烹茶的精到体现在“精品厌凡泉”五字。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以好水。他在《求焦干之惠山泉诗》写出了这个道理: “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惠山泉水天下闻名,为了取得一瓢用以烹茶的好水苏轼竟作诗索求,毫无大诗人、高官的半点架子。
通过苏轼创作的茶诗,可以推知苏轼品尝的名茶大致说来有:阳羡茶、建溪茶、双井茶、垂云茶、壑源茶、月兔茶、桃花茶、雪坑茶、焦坑茶、山茶等。北宋文人墨客多与茶有不解之缘。似苏轼这般集品茶、烹茶、种茶于一身,甚至取水、制壶等外围工序都广泛涉及的,恐怕很难有第二个,他对茶史、茶功的研究亦无出其右者。
在《汲江煎茶》中我们能看到东坡的精益求精: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水火本不相容,苏轼的两个“活”字却似变魔术般将相克之物融合在了一起。仿佛豆与萁一般同根生出。苏轼所取水火自不是凡物。水,乃江畔深潭汲取之水;火,乃木炭点燃的猛火。至《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一诗,苏轼对煎茶慎之又慎的态度不禁让人发笑——“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几珠。”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仿佛是在对待自己的子女,唯恐照料的旁人出现失误。苏轼对待事物严谨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以煎茶为例,虽只是闲暇时涤荡心身的闲情,但他依旧容不得毫厘偏差。《试院煎茶》一诗云: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苏轼对煮水的观察细致入微。这句诗运用通感浑然天成地将视觉与听觉结合起来,多维度地勾勒出煎茶之水最佳的状态。“蟹眼”、“鱼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容让人赏心悦目,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噗噗冒出的水泡。而“松风”一词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置身松林,分不清是松风鸣还是滚水声,辨不清是松叶香还是茶叶香。
并非每种容器都适合煮水煎茶。在加热过程中,铜铁等金属壶容易将自身的金属成分渗入水中,时间长了会形成水渍。且烧出的腥涩味会破坏茗茶的质感—一“铜腥铁涩不宜泉”。纳百川者,海也。容百泉者,壶也。阳羡是块钟灵毓秀的宝地,此地出产一种特殊的矿料,名日紫砂。紫砂可塑性强、轻盈透气,制成壶后储存茶水,长时间新鲜不腐。“松风竹炉,提壶相呼。”苏轼在阳羡期间曾亲自制作了一款方便提握的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命名为“东坡提梁”。上好的茶壶,自然需要上好的茶杯来配。“定州花瓷琢红玉”——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瓷质温润、色彩素雅。花瓷与茶的气质无二,故是作茶杯的最佳选择。
结语
通过对苏轼的茶诗的系统分析,探讨茶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结合历史上苏轼的平生遭际以及茶诗中所反映的品茶感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性情乐观旷达之人。
苏轼的茶诗,印证了茶作为一种闲适生活的标志可以融洽于各种场景。环境,既可充当劳顿仕途的慰籍,也可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或是化作创作灵感的媒介,还可化身折射社会现实的载体。苏轼对茶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然而他不似那茶壶中倒不出的饺子,反而厚积薄发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让读者无一不感受到茶之奇妙。苏轼对茶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茶诗见证并且推动了茶文化,以及茶诗所蕴含的文化意蕴,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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