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托进化史之六色茶，多彩瓷

1391年9月24日，明太祖朱元璋下了一道谕旨，要求今后罢造团茶，改贡散茶。这道谕旨宣告了团茶时代的终结，亦为中国六大茶类格局的形成及泡饮法的大行其道开辟了先路。

朱元璋此举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肯定。沈德符曾盛赞道：“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散茶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制茶技术的革新与饮茶方式的变革。至清中期,绿、白、黄、青、黑、红六大茶类已初具雏形，且在中国各宜茶地区，涌现了大量的名茶。与散茶相适应的是以壶、盏（杯）、盖碗等茶器为主的瀹泡法，让保持着自然形态的芽茶、叶茶，在水的冲泡下，轻盈地绽放。

盏（杯）托，或与盏（杯）配套，或是作为不落地盖碗的一部分，除了最原始的稳固作用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承担着装饰衬托饮茶器的功能。元代青花瓷的滥觞，吹响了明清彩瓷的前奏。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素三彩……如一抹抹绮丽的彩霞飞上了盏托，灿烂缤纷，闪耀着帝国末世的回光。

五色纷披

创烧于宣德年间的五彩瓷，与斗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五彩比斗彩来得更加华丽浓艳。五彩不仅有釉下青花与釉上诸彩的完美结合，亦有釉上诸彩的自由表达，前者称为青花五彩，后者称为釉上五彩。

明代五彩盏托，大多是青花五彩，宣德青花五彩人物纹盏托便是其中的代表。从外观上看，它与水盂很相似，中心有一突起的托圈，二者组成一个同心圆。器身上，综合运用了青花、鲜红、娇黄、草绿、黑等色彩描绘出一幅婴童嬉戏的活泼场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花草、树石、阑干、器物到人物的衣着，设色大胆活泼，却不突兀，而人物表情和动作的刻画，线条虽有些生涩粗糙，但不失生动形象。

在托圈的外围，有一圈青花绿彩的海浪纹，让画面变得更加灵动鲜活。盏托底部，由内向外，共有2层，最里面的是内凹的“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双行款识，最外一层是圈足，在过渡部分，还有12枚排列紧凑的五彩莲瓣，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杂繁复的感觉。

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发展，至清代，在瓷质、色彩种类和绘画技法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康熙朝，可谓是五彩瓷的艺术巅峰。

这件五彩花卉纹盏托，造型简洁，图案富有层次感。托盘，从外到内，分别是矾红如意云纹、墨绿回纹和矾红缠枝花纹，而中心托圈外壁边缘缠绕着有一圈连续的矾红莲瓣纹。此外，在托盘和托圈口沿处，各有一描金线圈，如画龙点睛之笔，为整器增添了一股华贵之气。

当釉上五彩绘于色地之上时，更添纷繁侈丽。清中期胭脂红地五彩花卉纹船形盏托，内壁以俏丽的胭脂红为衬托，上面描绘了蓝、黄、绿彩的花叶，繁密的构图使画面显得富丽堂皇。器身则巧妙地与器型相勾连，以充满动感的浪花、鱼虾、水草等图案，模拟 “船”行水中的形态，妙趣横生。

另外，色地五彩还有“简化”的形式，即色釉加彩。其中，又以黄地绿彩最为典型。黄，是皇帝专属的色彩。龙，是天子的象征。这件康熙黄地绿彩刻龙纹盏托，以黄釉为背景，其上刻绘游龙飞云，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彰显出帝王唯我独尊的霸气。

“粉”精彩

与艳丽的五彩相比，脱胎于五彩且融合了珐琅彩工艺的粉彩似乎更妩媚动人，柔和娇嫩地如二八少女的盈盈粉靥，不施粉傅朱，却是透着自然健康的红晕，惹人喜爱。

粉彩，又名“软彩”。它因在彩料中引入一种不透明的“玻璃白”，而柔化了相对生硬的釉彩，使瓷面上图案、纹饰之色有深浅、明暗、向背的变化，产生浓淡不同的视觉效果。

自康熙朝晚期问世以来，粉彩瓷器就深得世人的钟爱。但是，由于草创，在设色、画技上带着“幼儿期”的粗率。随着工艺日臻完熟，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粉彩瓷器开始走上“精品路线”。

雍正朝是粉彩器发展的黄金时代，清代寂园叟《匋雅》云：“粉彩以雍正朝为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从这件粉彩双龙戏珠纹盏托，可以窥见粉彩盛世光芒之一斑。它呈方形，内壁饰有一圈粉红地蓝彩缠枝菊纹，与中心主图形成开光式构图。淡黄色地上，两条对称的蓝龙，身形雄健，龙鳞历历，张开的龙爪伸向一只粉红的圆球，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张力。托圈外缘，绘有一圈红色的绳纹，内壁中心是一枚变形的“寿”字。同时，雍正一朝，景德镇的窑工还开发了各种色地或色地开光粉彩器，常见的有黄地、珊瑚红地、豆青地、绿松石绿地、木纹地等。

至乾隆朝，粉彩瓷器上，开始运用印花、划花、描金等手法。其中，最具时代的特色就是“粉彩轧道”。这种技法是在器身的色地上用铁锥划出细小的、精致的卷草凹纹图案，又称为“锦上添花”、“耙花”。以这件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紫红地粉彩盏托为例，盏托内壁均施紫红釉，两朵粉色花盛放于其上，花瓣上的粉彩，如国画中的渲染，有着层次分明的浓淡变化。图案的周围，卷草纹似葳蕤的藤蔓，在瓷面上旺盛地“生长”着，生机涌动。

嘉庆以后至晚清的粉彩器，虽不乏精品，但较之雍、乾，已是每况愈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治朝的粉彩器，色彩比以前各代来得都要鲜艳。这对珊瑚红釉描金双喜纹开光粉彩盏托，以奔放热烈的珊瑚红为色地，加之描金彩的回纹、双喜纹及开光图案，营造出热闹喜庆的气氛。在盏托底部，署“长春同庆”的款识。很显然，这属于婚庆用器，釉色、图案、花纹、文字等元素，都寓含着百年好合的美好祝愿。洞房花烛夜，新婚夫妇对饮一杯合卺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素朴的多彩

无论是斗彩、五彩，还是粉彩，因为有红色的存在或点缀，赋予了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如果“滤”去了红色，器具就会变得素净淡雅起来。素三彩，出现于明成化年间，一种施低温彩釉瓷，釉色不用或少用红色，而以黄、绿、紫三色为主。

康熙朝的产品，依然是明清两代素三彩瓷的佼佼者。这两组素三彩龙纹盏托，在器型和纹饰表现手法上，非常相似，皆呈四角折沿的长方形，皆绘凸起的海水龙纹。

长方形的形制，一改以往盏托圆（环）形的定式，令人耳目一新。清新鲜活的底色，高低起伏的线条，迅速勾勒出波翻浪涌的海面。两条紫龙，张牙舞爪，腾波鼓浪，姿态矫健，生气勃勃，充满力量。同时，创作者并没有完整地绘出龙的全貌，而是有意略去了龙身，展现出游龙在碧涛中翻腾穿梭的景象。托环中心，有两圈凸起的施釉西番莲纹，而在外壁，缠着一圈卷草纹，立体感很强。另一件素三彩龙纹盏托，釉色则比较单一，外壁施黄釉，内壁的底色和图案均施有欠鲜亮的墨绿釉，而纹饰也显得颇为呆板。

还有这件素三彩杂宝纹盏托，造型非常简单。事实上，它就是一只无托圈的托盘。釉色以湖绿色为主色，但施釉不甚均匀。盘中，充斥着密密匝匝的黑色螺纹，饰以宝螺、铜钱、方胜等杂宝，并间以花朵、珊瑚等图案，有着浓郁的民俗气息。较之上述龙纹盏托，它明显接“地气”，宜于百姓日常饮茶之用。

扩展阅读——一个小茶托里的盛世风情

随着唐代对外交流的加强，不仅向外输出茶与茶文化，而且也以更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广泛吸收异域文化，使饮茶器不再囿于陶瓷，而出现了金银、琉璃、漆艺等新材质，形制亦有着令人耳目—新的变化。

同时，魏晋时代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唐代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寺院僧侣日常修行时无不饮茶，从而影响到饮茶器的造型与材质。

因此，茶托发展到唐代，无论器型风格，还是材质，都异彩纷呈，体现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流露出—种雍容大度的美。这—美学风格也绵延流播到五代时期。

鎏金茶时光

陆羽《六羡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黄金罍虽是酒器，但它却滴水映日般折射出大唐金银器晃耀的光芒。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金银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皇室王侯、钟鸣鼎食之家的专享。由于金银是贵重金属，不易获取，原料开采、加工制作及消费形式均由政府直接管控，尤其是金银器的制造，只求臻于尽善尽美，而不计成本，极尽侈丽奢华之能事。

早在战国时期，贵族们的生活中就不乏金银器，多为西方传入，虽也有一些仿制品，但器型较为单一。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人就尝试着将西方金银器制造与装饰艺术引入中国的传统器型。入唐以后，文治武功，国富民强，怀柔远人，丝路畅通，中国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之景。唐朝宽博大度的文化胸襟，就像一片辽阔深沉的大海，融汇了多种异域文化的“河流”。因此，唐代的金银器不仅大量吸收了栗特、古波斯萨珊等地的成熟工艺、造型与纹饰，而且还结合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生活习惯及审美观念，创造出中国所独有的器型，像茶器就是最典型的一类。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16件金银茶器，堪称唐代金银茶器的代表作。这套茶器虽有茶托，但并非金银材质，金银茶托的经典之作当属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的7件唐长安“平康坊”鎏金茶托子。

这批茶托锻造于唐大中十四年（860年），造型均为莲花状。其中，6件刻有“左策使宅茶库”铭文的为五曲单瓣莲花，造型偏简约，口径、大小完全相同，圜底，圈足稍撇。另外一件标有“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铭文的茶托，造型则偏繁丽，为多层分瓣莲花，口沿为六曲莲瓣，每枚瓣尖微微上卷，一朵临波照影的清莲，呼之欲出；固定茶盏的托圈，口沿高出托盘，四周环绕着两层重叠交错的莲瓣，在视觉上形成疏密各异的层次感。在工艺上，7枚茶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银胎鎏金。鎏金又称“金涂”、“烫金”、“镀金”，最初源于青铜器制造，是一门古老的金银器装饰技术。它先将黄金熔化，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均匀地涂布在器具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后，黄金就牢牢固定在器表了，历经千年而不变色，有些甚至与纯金别无二致。此外，从茶托造型和装饰来看，还综合应用了切削、抛光、锤鍱、焊接等工艺。

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伎乐纹银盏托，系造于晚唐时期，通体鎏金，有着浓郁的“胡风”，从中可窥唐代金银器中异域文化元素之一斑。盏托的托盘光素简约，中间固定饮器的部位高高凸起，六道弧形的棱骨由中部向外辐射，组成六枚紧密的花瓣，使托盘看起来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端庄雅丽。口沿处饰以折带形纹，每瓣连接处饰以半莲和草叶纹，底纹作菱格形分割，中填鱼子纹。托盘下部呈喇叭形高足，中空，外撇，亦分六瓣，并衬以一条底色为蓝色的装饰带，每瓣都有类似瓷器“开光”的几何形状，内绘身着“胡服”的伎乐人物，乐伎欢快地吹奏乐器，舞伎随乐翩翩起舞，姿态各异，动感十足，活色生香，反映了唐代能歌善舞的胡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当然，这件盏托也有可能为胡人工匠所造，他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搬”上了金银器，使其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因此，这件盏托还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作为了解唐人生活、音乐舞蹈及对外交流的实物史料。

琉璃的供养

提起琉璃，相信更多的人会联想到北京故宫的琉璃瓦。但是，出土琉璃器的材质似乎与琉璃瓦有着比较大的出入——琉璃瓦绝无琉璃器的晶莹与剔透。事实上，琉璃瓦是一种不透明的釉陶瓦，而琉璃器的“琉璃”则是一种透明的人造水晶，也就是玻璃。在今天看来，玻璃是司空见惯的普通材料，但是，在古代，能给人以光彩照人之感的它可是价比黄金的宝物，是贵族眼中的“隋珠和璧”，唐诗人元稹有诗赞曰：“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和金银器一样，中国琉璃器的发展、嬗变过程是无法遗世独立的，它亦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而且还与佛教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佛经中，琉璃常常与金、银、珊瑚、砗磲、玛瑙、琥珀等合称为“七宝”。同时，清澈透亮的琉璃也被佛家视为洁净、庄严的象征，东方琉璃世界正是药师佛的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佛如来行菩萨道时，曾发过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为：“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修得一颗澄明灵透的琉璃心就是纤尘无染的佛心，是药师佛的甚深誓愿。于是，琉璃在尊崇佛教的唐代是供养佛祖、菩萨的珍宝，而当它与在寺院中滥觞的“茶禅一味”思想相遇时，琉璃茶器便适时而生。

同法门寺地宫中金银茶器一起发掘的琉璃茶托是最著名的传世琉璃茶器。这件茶托由唐僖宗供奉，地宫中出土的石刻《衣物账》将其称为“琉璃茶碗拓子”，从器型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茶器。茶碗、茶托通体为淡黄色，稍泛绿色，均为素面，质地显浑，内外壁光洁无锈，含有细小的气泡。茶托侈口，圆唇，壁上薄下厚，圈足厚实稳重；茶碗的器型规整，碗壁有横向纹理。整件茶器系采用无模吹制一次成型，有可能是宫廷作坊的作品。

就琉璃材质的盏托而言，这件茶托也许并不是最早的，早在东汉就存在。广西南斗村1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托盏恐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琉璃盏托，其通体透明，与现代的玻璃制品十分相似，器身开有较小的冰裂纹。不过，我们无法据此断定这件饮器就是茶器，它极有可能是茶酒两用的。至唐，才有真正琉璃质地的茶器出现，使舶来品的琉璃器完全“中国化”，这与金银器茶器的演进过程大体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越瓷与琉璃器都是无臭无味的，都是适宜用作茶器的，而且琉璃器无论在透明度，还是轻巧度上，都更胜越瓷一筹，至少不分伯仲。那么，为何琉璃器没有进入唐人的日常生活，而是被当作宗教的奉献物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较之非常完熟的制瓷技术，琉璃制造技术显然还很“幼稚”，尽管随着数量的增多变得不那么稀罕了，但与随处可见的陶瓷相比，它还是被贵族们贴上了奢侈品的标签。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制造出的琉璃器远不如瓷器耐用，经不起骤冷骤热的变化，而唐代的饮茶方式为煮饮法，煮沸的茶汤是要装进茶碗来饮用的，瓷器自然是无可挑剔的首选。

在唐以后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尽管琉璃茶托不断地朝世俗化方向发展，而且造型之丰富、装饰之精美亦远胜唐代，如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天蓝色半透明琉璃莲瓣托盏，色彩鲜亮纯正，光可鉴人，堪称元代琉璃器的“巅峰之作”，但琉璃茶托却始终没能敲开爱茶人的心扉而继续扮演着供养品或明器的神秘角色。直到千年后，它的实用价值才被人们所认识、利用，从而“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物美价廉的日常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