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茶录》

蔡襄（1012——1067），原籍福建仙游枫亭乡东垞村人，后迁蒲田蔡垞村。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茶学家。书法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同为宋四大家，一般称为苏、黄、米、蔡。

其实按年代算蔡襄应当排在第一，而在书法史上却把他排在宋四家的最后一名，这说明他在宋四家中影响最弱，更有甚者，另一种说法苏、黄、米、蔡的蔡是蔡京，而不是蔡襄，只不过蔡京的人品太差而被人唾弃，才被蔡襄捡了便宜，得以列四家之末。对宋四家的排队，多数人往往因袭成说，人云亦云，而对于其深层次的问题，却少有探究。先说蔡襄书法的水平，他的晚辈，也是在四家中拔头筹的苏东坡评曰：“蔡君谟（襄）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由此看来，蔡襄的书法水平并不低，也基本排除四家中“蔡”为蔡京之说。那麽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一点还要从历史本原和书法史来考查。先说书法史，书法在唐代达到了自晋以后的第二个高峰，即书法的技法到唐代已全部完备，后代书法在技法方面已无突破的余地，宋殿唐后，蔡襄作为早期书家只能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技法方面，蔡襄全面继承了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优秀传统，从而铸就了蔡襄书法大家的地位。

至于其书法的最终成就让位于其他三家，这是一个历史承绪和发展的问题，正是蔡襄的书法成果的借鉴，为后来三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既他们只能避开“尚法”这条死路，另劈一条“尚意”的新路，从而使宋代书法走出了唐代书法的樊笼。因此蔡襄书法没能超越唐代书法，是一个时代问题。其次就四家当年所处的社会环境论，蔡襄在政治上的成就应当是最高的，这里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蔡襄一生仕途顺利，二是蔡襄一生政绩颇多。杜甫云：“文章憎命达”。虽然蔡襄只活了五十多岁，但却比其他三家官运好。还有一点，蔡襄书法存世量少，他“不轻为书”(朱长文《续书断》），也不看重书法，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优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即使皇帝下命令让他写字，他也拒绝，并且認为书法只是个人游戏之事，不能像个匠人一样为写字忙碌受累。这从也导致蔡襄不能更深入地探讨书法艺术，使书法达到极致。

    传世的蔡襄《茶录》既是一部关于茶的专著，也是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与茶有关的第一部著作产生在唐代，是号为茶圣的陆羽写的，这部书据后人研究，约成书于公元758年，距蔡襄生活的时代二百余年。《茶经》是茶叶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在《茶经》之后还有一部丁谓（966——1037）写的《北苑茶录》。丁谓大蔡襄四十六岁，与蔡同一朝代，而且都做过福建漕运使——负责督造贡茶的官隶。茶叶著作的出现，当是饮茶之风盛行之后的产物，根据《茶经》的年代，我们可以推断茶叶的使用和生产到唐代才形成规模，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包含了浓重的享乐成分，这重风气也延及了在军事上实行驼鸟政策的宋代，关于宋代官员及文人的享乐，在宋人笔记体著作及后来的《水浒传》里就能清楚看到。但是也正是陆、丁、蔡等茶业专家的研究和著作的印行，更由于皇家的大量饮用的推波助澜，才使得茶叶这种原本普通的树叶成为后世人类的第一大饮料，其功自是伟甚。

蔡襄的《茶录》因见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既没写到建安的茶）”，以及丁谓《北苑茶录》“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戏，曾未有闻”的境况下撰写的，自是一部集大成的总结之作。“不第建安之品”，建安即今福建之建瓯，是宋代福建茶的最主要的产地，《茶经》的缺漏，说明当时的茶叶产量不大以及福建还没有成为全国产茶的中心。丁谓著作只论到种植和采摘，对于茶戏，亦即后来称为茶艺的饮茶表演，却没有涉及，大概丁谓不长于此项。《茶录》的出现，把茶叶的生产和使用作了全面总结，虽然其最初用意在于宫廷及达官贵人，但对于后世却是能让茶叶做为一种饮料得以风行天下的奠基之作。作为一位福建人，蔡襄更是奠定福建茶在全国地位的第一功臣。
 

   《茶录》用小楷写成，对于蔡襄的书法，苏东坡有这样的评价：“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东坡题跋》)。”前人论蔡襄书法渊源，多及于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而细究蔡襄小楷，于新体之外尤多古法，即蔡襄对于钟繇书亦有深及，其小楷中时见隶意。后人对于蔡襄，多把他作为书法史上一位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传世墨迹，多不被人取法，但其书法成就在当世却倍受推崇，在书法史上远逊于蔡襄的苏舜钦，在有宋一代，亦享有盛誉，这在同样有擅书之名的陆游的笔记著作里可以看到。拨开历史迷雾，以发现的眼光重新审视前人，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新见解，基于此，我们不妨把蔡襄的小楷书，择为取法对象，其一可以告慰于蔡襄这位功被后世的前贤，其二可破小楷书取法面逼仄的局面。